三十五载耕耘 绘就京华振兴底色

　　 时光荏苒，自1990年进入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市农业资源区划办），至今已三十五载。回望这段与首都“三农”发展同频共振的岁月，深感资源区划工作是一项兼具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与综合性的宏大事业，它解读自然密码、谋划发展格局，宛如一部“大地处理器”，在北京这座超大城市迈向现代化的非凡征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也为全国同行提供了“北京样本”。

　　改革开放初期，百业待兴，首都农业面临方向抉择。市资源区划办响应全国部署组织了那次意义深远的农业资源调查工程，1990年在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各级区划委的统筹协调下，我们汇聚涉农领域的部门、科研院校力量，再一次开展了大规模系统性资源区划更新工作。

　　两次家底摸查工作形成了丰硕的区划成果，各类资源的禀赋特征、空间分布和开发潜力，如同为京郊绘制了“资源基因图谱”与“发展航路图”，为郊区“三农”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科学支撑。区划成果的转化试点工作，使一批批京郊名特优产品被挖掘开发，沉睡的生产力被悄然激活。资源区划工作中迸发出的新观点、新思路，如涓涓细流渗透到郊区乃至城乡发展各领域，为京郊农村的历史性变革埋下了思想种子。资源区划工作的“基石”作用得以充分彰显。

　　前瞻视野与战略谋划是资源区划工作的生命力。1993年，时任副市长、市资源区划委主任段强倡导要“跳出就农业论农业”的狭隘窠臼，面向整个“三农”领域，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源优化配置。这一思想破冰，让我们获得了更广阔的实践舞台。

　　我们相继提出一系列先进理念。聚焦山区发展，提出“山区是财富不是包袱”等辩证观点，编制《北京市山区绿色生态富民发展纲要》时，系统谋划信息网络、绿色产业、生态建设等重点工程。“绿色乡村、休闲乡村、智慧乡村”发展理念，则强调要利用首都富集的城市要素，激活京郊沉睡的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探索城乡融合的多元路径，有效推进了首都乡村振兴和现代化进程。彰显出区划工作“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战略价值。

　　如何让理念的种子开花结果？休闲农业的培育与发展是一个生动范例。作为北京乃至全国休闲农业的开创者、践行者，我们早在1991年《北京市农业资源与区划（1990）》中就将“发展农业与开拓旅游事业相结合”列为京郊农业的重要功能之一；1993年《北京市农业区域开发总体规划》首次提出“观光农业”概念；1994年《大兴、房山沙地观光农业开发项目规划》将理论转化为项目实践；1995年主编的《观光农业》为行业发展提供了系统理论指导。

　　1997年推动市政府召开全市观光农业研讨会，凝聚发展共识；1998年5月市计委、市农办、市资源区划委联合印发了《北京市观光农业发展规划》，8月市政府召开全市观光农业工作会议，时任市领导岳福洪给予高度评价并提出科学指导，标志着京郊观光农业进入规范有序发展的新阶段。这一时期，在全国农业资源区划办的指导和支持下，我们面向全国举办了多期培训班，直接影响和推动了全国休闲农业的起步与发展。1998年国家旅游局将其确定为“乡村旅游年”，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发挥农业的文化传承、观光休闲等六大功能，印证了我们早期探索的前瞻性与正确性。

　　2004年牵头组建北京观光休闲农业行业协会，同时开发建设“北京乡村旅游网”，搭建起行业服务与交流平台。此后我们持续深耕，在制定行业标准、组织专业培训、开展产业促进活动方面发力，陆续开展“凤凰乡村游体验新农村活动”“北京乡村旅游商品开发系列活动”“艺人下乡传手艺农民在家学技能”“北京农园节”和艺术乡村设计主题展等一系列特色品牌活动，为产业发展搭建起“四梁八柱”。截至2025年底，京郊乡村休闲旅游经营主体已达8743个，年接待人数2247.8万人次，综合收入33.3亿元，乡村休闲旅游产业已成长为重要的民生产业和幸福产业，成为首都的亮丽名片。这一过程生动诠释了我们通过“区划—规划—计划—项目”的全链条服务，将一个新理念催化为新产业，转化为区域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新动能。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北京资源区划部门一直是新技术应用的先行者，我们始终主动拥抱数字化浪潮，用科技为工作赋能。1990年引入卫星遥感技术，革新传统资源调查方式，大幅提升了调查精度与效率；1996年运用GIS技术，建设农业开发决策支持系统和土地利用消长变化数据库、2004年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221”信息平台，实现了资源数据的信息化管理；2012年聚焦智慧乡村建设，探索信息技术在乡村生产、经营、管理与服务等领域的深度应用；2018年运用大数据技术监测分析乡村旅游发展态势，为产业调控提供科学依据。

　　这些技术创新如同为京郊大地安装了“天眼”与“智脑”，让我们能够适时精准洞察时空发展变迁。实践证明，持续革新技术方法、主动培育新质生产力，保持了资源区划工作的科学性与先进性，从而为科学决策保驾护航。

　　三十五载躬耕不辍，我经历了资源区划工作从高潮到低谷再到新高峰的发展历程，至今它已成为服务城乡融合、支撑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战略力量。我理解，资源区划的核心价值在于它能够将资源数据之本、宏观布局之要、发展引领之先和多要素统筹之策实现有机统一，优势独特。在我眼中，资源区划工作绝非可有可无的“软任务”，而是关乎“三农”长远发展的“硬支撑”，是一个紧密联系实际、不断开拓创新的开放体系。

　　三十五载岁月流转，资源区划工作的思想和方法深深融入我的血脉。其战略性让我学会立足全局、着眼长远，在城乡发展的大格局中谋划“三农”定位；其前瞻性让我敢于突破常规、探索未知，在产业变革的浪潮中捕捉发展机遇；其综合性让我能够跨界融合、系统思维，整合多领域资源破解发展难题；其基础性让我练就了实事求是、科学严谨的工作作风。这份工作让我实现了人生价值，收获了许多荣誉。而我与农业资源区划的故事，不过是一代资源区划工作者坚守与奉献的缩影。

　　当前面对全球资源环境变化、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大食物观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深化等一系列时代课题，资源区划工作又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有了新的舞台和新的责任。我们呼吁：一要进一步从法律保障、体制机制和资源配置上，重新认识其战略价值、强化其定位，为工作开展提供坚实保障；二要丰富资源区划维度，与时俱进拓展内涵，更主动地融入城乡融合、产业融合、数字乡村、绿色发展等国家战略，提升服务大局的能力；三要大力融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以科技赋能智慧区划，实现动态模拟、智慧决策的跨越式升级；四要落实“区划—规划—计划—项目”的成果转化机制，真正服务于决策、惠及于民生。

　　展望未来，我坚信，资源区划工作必将在描绘农业农村现代化、宜居和美乡村的壮丽画卷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发挥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绽放更加绚烂的光彩。

       （《农民日报》2026年2月28日第3版）